高尚全，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参与过6个中央文件的制定，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直陈改革建议，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思想解放全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其身影，他关于政治经济改革的一些提法，已永远写入了历史。

　　作为大国前行时的一个“幕后推手”，高尚全日前向记者介绍了那些他头脑中已经发生并正在酝酿的“风暴”。 ■持久战

　　为改革，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记者：您参与制定过6个中央文件，对一个参与者来讲，无疑颇可自豪，在给最高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时，您心中有何感想？历史关口，一个学人应如何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高尚全：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在国家经济部委里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在经济部门工作，更容易体会到计划体制的严重弊端。50多年来，我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但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所谓经济，就是经世济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给国家决策部门建言献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作为一个最前线的亲历者，您的思想又是如何一步步解放的？有没有犹豫或不解之时？

　　高尚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一机部（中国第一机械工业制造部）研究室工作，我当时好思考问题，有一次在一个招待所开会，住了1400多人，我就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没有计划任务，要来找部里。没有设备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也要找部里，反正产供销、人财物都是由部里管，企业没有积极性。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什么东西都要审批，审批经济就是这么来的，都是部门来指挥企业生产，由部里决定大事小情，结果造成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效率低下。这个调研报告1956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有人就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搞计划经济当然就应该下指令性计划。怎么能让企业有自主权呢？那不是变成南斯拉夫了吗？变成修正主义了吗？所以说，一个人要与时代保持同步甚至先行，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要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独立思考。尤其是在遇到困惑不解之时，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再作出判断。

　　记者：读了您的这部著作，能感受到，一部改革史，就是一部新旧思想的交锋史，尤其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与博弈，回顾30年旧事，您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高尚全：在改革过程中，我记忆最深刻的事就是我的建言受到中央重视和采纳的事。例如我建议用“劳动力市场”取代“劳动就业市场”，用“经济合同”取代“指令性计划”等，因为我提出这个建议的过程，是我学习思考的过程，也是我不断提高的过程。展望未来，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难得的发展时机，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消除各种制约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真正地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我对改革前景还是很乐观的。 ■遭遇战

　　抓住难得机会提出“劳动力市场”

　　记者：您提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但在书中自述当时是“一时心血来潮”，为何这样讲？

　　高尚全：是这样，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表示异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此《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5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的局部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言。我预感到：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就可能写不到中央决策的文件中去。温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里去，温家宝同志做了很大努力。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批转给政治局其他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最终劳动力市场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记者：您认为当前各地频现的“民工荒”、“公务员热”、“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背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着哪些深层次的挑战或机遇？如何解决？

　　高尚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相应的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发生转变，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真正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同时，政府也要引导人们转变就业观念。 ■阵地战

　　要警惕一些人“重提斗争、否定改革”

　　记者：您书中有句话，“老百姓最怕折腾”，而中央领导同志也提出“不折腾”，您觉得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哪些“折腾”是我们所应汲取与尽力避免的？在现实中，又怎样准确界定一些事是否属于“折腾”？标准何在？

　　高尚全：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文革十年浩劫，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依然要警惕一些人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重提阶级斗争，企图否定改革的做法。我们要倍加珍惜现在繁荣稳定的局面，要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促和谐。

　　记者：您认为当前制约构建和谐社会的还是体制性因素，并称发展中的问题始终保持与制度不完善相联系，那您对完善制度有何建议？

　　高尚全：对照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的现行体制还不完善，障碍还不少。比较突出的有：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有待加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垄断行业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现代市场体系还不规范，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还不健全，直接融资发展不足，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就业压力较大，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社会保障制体系还不健全，民生建设任务繁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仍未改变，统筹城乡发展任务繁重。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的建立，制约着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每一个方面的问题都很重要，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逐步解决。 ■友谊赛

　　人民创造财富，政府创造环境

　　记者：您曾提议把政府改革作为“十一五”改革的中心环节，对于效果您作何评价？您觉得如何才能真正解决政府对待市场问题上的“越位”、“缺位”和“错位”？

　　高尚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政府为首，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政府的管理重点逐渐摆脱对经济的微观干预，转向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同时，中央政府也将部分权力下放至中低层管理部门。这种分权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加速建立市场经济，促进市场化改革，政府管理部门“越位”、“缺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出现市场割据、贪污腐败等消极因素，阻碍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尤其是以GDP作为政绩考核后，全社会为简单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大量社会成本，使得能源环境、民生问题、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等矛盾越发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作出调整。党十六大以来“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重要任务，十七大更是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政府应该减少对具体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转变成创造环境的主体，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提供服务的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我一直认为，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国家（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两个主体错位了。个人的命运、前途是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个人的积极性、个人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出来，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涌流出来，老百姓富起来了，国家的税收也增多了，就可以更好地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热身赛

　　为明天继续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记者：您认为“改革”一词对中国的最大意义何在？有一个提法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您认为渐进深水区的大家，怎样才能“摸”准“石头”？您这部著作，对大家“摸石头过河”能起到哪些作用？

　　高尚全：改革的本质是让大多数乃至全体人获益，而不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获益。30年前启动改革之所以有足够的动力，并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贫困中的人民要求致富的强烈愿望、国家摆脱危机的诉求等等，把全党上下、全国上下的利益需求化成强大的改革力量，汇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

　　但是30年后的今天，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也出现了社会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和一些垄断集团。如何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凝聚起来，成为改革的力量，这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改革动力来自于个人利益诉求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结合。今后改革的新动力必然来自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正当需求，比如它可能来自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需求，以及组织起来的弱势群体的需求等。总之，改革的新动力，只能产生于各阶层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交汇处，并由此转化为推动改革的新动力。本报记者 王锋 ■人物春秋

　　高尚全，生于1929年，上海嘉定人。教授，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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